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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且，朱子学所说的事事物物，也不是单纯指阳明曾终日守候欲格其理的庭前竹这类自然之物。

梁漱溟晚年坦率地说，这两位研究过佛学的前辈，其实并不真懂佛。中国年轻一代的学人，哪怕不赞成梁先生的某些具体结论，如能常常体会他的悲悯、严肃和诚恳，学得一二分他的愿力、毅力与思力，那么梁漱溟先生和真正的中国思想传统，就会仍然与我们同在。

梁漱溟其实颇符合蔡元培的要求。将梁漱溟比作甘地不妥。甘地政治实践较梁算成功，盖因中印基本情况有异也。印度独立，有甘地即成功泰半。而为国是奔走，政诤教辩、是自非他，在所难免。

诵经持咒、念佛念观音当是日课。全部近现代学术思想史，学术史地位高于梁者虽不乏其人，而论人格之纯粹强矫，恐无人出其右也。可是，研究进行没多久，就卡壳了。

康又称，戊戌政变前他从北京到天津、烟台至上海，一路上多次逢救。1898年冬，康在日本写《我史》，这是他第一部人生总结，也正处在人生的低谷期。以孔子改制讲大同三世，这里面的意思，若不加解释，不易察觉。基督以十二使徒传教于天下，孔门有十哲七十二贤人，都不是一代人的事业。

他在康门中的地位不高，但在《知新报》的金主、澳门赌商何连旺家中授馆课其子。乘朕兆已萌之后，为有开必先之举。

（见《日本外交文书》，第三十一卷，第一册，有校正） 梁鼎芬又从何处得知康有为此类秘传的大同思想？他赌咒发誓称语语有据，很可能得自于康徒。今其智之萌芽乎，夫大地万国，寐觉已开，中土蚩氓，蒙翳渐辟，远识之士，竞驰新学之途，杞忧之儒，群倡开化之术。三个时间，三个说法，如果相信梁启超的说法是真的，比较合理的解释是：一、康有为已将大同学说的部分内容传授给梁启超。由大鸟大兽之世，而变为土司之世。

为了验证梁启超的说法，我将《知新报》《时务报》重读一遍：康门弟子九人（不包括梁）在《知新报》发表了五十八篇政论文，康门弟子三人（不包括梁）又在《时务报》发表了九篇政论文。康此时若真心有意于创制立教，也不会太注重于当下。但《春秋》中的许多义理，《公羊》未能明，甚至董仲舒、何休都未有解。梁给严回了一信，用大同三世说的思想来自我辩护，并提出了反批评。

（黎祖健：《万木草堂口说》）此处说尧、舜为民主，为太平世，即孔子创造出尧、舜，圣意在于太平之治。当我读到《湖南时务学堂初集》，非常兴奋。

对照康有为先前和后来所著的《实法公理全书》《〈礼运〉注》《大同书》及梁启超在《清议报》上发表的《南海康先生传》，一化贫富之界可以成立。这两部书的内容大约是：儒家的《六经》皆存世，即今文经，秦始皇并未焚尽。

所传闻世为据乱，所闻世托升平，所见世托太平。由于汤志钧教授的这一贡献，学术界大多不再将大同作为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政治思想。韩先生因汝问大同条理，而以本诸身，征诸庶民答者，正明以义辅仁之旨。《孔子改制考》《春秋董氏学》讲的是孔子改制的内容，大同三世说不是两书的主题。但从康有为的著述来看，如前面提到的《新学伪经考》《孔子改制考》，从康有为的讲学内容来看，如《长兴学记》《桂学问答》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万木草堂门生笔记，却很少有西方思想与制度的内容，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思想，相当多的部分属经学。小康之义，门弟子皆受之。

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然合全局而言，则仍为多君之世而已。

有一年，我在东京，早稻田大学的一位女教授对我说，很怀念北大二院（历史系）的紫藤，我听了很诧异，回来后才看到二院的紫藤花盛开。康门弟子的著述，大多尚未整理编集，但康门弟子在《知新报》和《时务报》上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。

康常引用《中庸》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、《公羊传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，颇有自许之意（见《〈中庸〉注》《〈孟子〉微》）。泰西各国对此学说亦有所体会，亦有所施行。

开地球之新化者，欧洲也。他的著述中最接近西方的，是《实法公理全书》，谈的是人的权利与民主制度，然其根据也不是西方思想与制度，而是西方数学中的几何公理。生于乱世，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，而垂精太平，乃因其所生之国，而立三界之义，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。而有为始终谓当以小康之义救今世，对于政治问题、对于社会道德问题，皆以维持旧状为职志……启超屡请印布其《大同书》，久不许，卒乃印诸《不忍杂志》中，仅三之一，杂志停版，竟不继印。

时务学堂学生每天要读规定书目，主要是《孟子》和《春秋公羊传》，若有问题提出，由教习予以答复，若有心得写下来，即札记，由教习加以批语。离开北大后回北大讲戊戌，感觉上是有点奇特，当然也只是巧合而已。

1919年，康写《大同书题辞》中称： 吾年二十七，当光绪甲申，清兵震羊城，吾避兵，居西樵山北、银塘乡之七桧园澹如楼，感国难，哀民生，著《大同书》…… 甲申，1884年，是年有中法战争。利梁一国而天下不收其利六语，非通乎《孟子》者不能通。

他指责刘歆造假，赞扬孔子创造，他自己的文献也有作伪之处。从康有为在《孔子改制考》等书中的简说，到梁启超的多种著述，再到康门其他弟子的言说以及康政敌的评论——除了梁鼎芬的评论外，所有的材料都是1898年6月（即百日维新起始时）之前的——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，康在戊戌时确有大同三世说的思想。

百日维新期间，康有为上奏光绪帝，要求建立孔教会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其因： ……凡此十一死，得救其一二，亦无所济。度支之额，半充养兵，举国之民，悉隶行伍。康还在《孔子改制考》的序言中称： 天哀生民，默牖其明，白日流光，焕炳莹晶。

他在《知新报》上发表《地球大势公论》，称言： ……故天下之势，始于散而终于合，始于塞而终于通，始于争而终于让，始于愚而终于智，始于异而终于同。康有为虽然有参与高层政治的企图，但他唯一的办法是上书。

必有宋学义理之体，而讲西学政艺之用，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中体西用的说法，不仅早于孙家鼐（见其奏折，1897），更早于张之洞（《劝学篇》，1898）。1898年9月他离开北京南下，在上海由英国军舰接往香港，然后去了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和新加坡。

阖辟所关，即不朽之巨业。著为成书的时间是1901-1902年。